这时，戏曲的作风却是完全受了汤显祖的影响的。而对于曲律，则个个作家都比汤氏精明。原始期戏文的“本色”的作风，固无人问鼎，即梁伯龙、郑虚舟辈的骈俪板涩的标准，也久已为人所唾弃。这一百年来的作家们，几无不是徘徊于雅俗之间的。王伯良的“守词隐先生之矩镬，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的一个口号，几成为一种预言。虽然作者们的才情有深浅，描写力有高下，而其趋向却是一致的。有的作家们，甚至连若士剧的布局、人物，乃至一曲折、一波涛，也加以追摹拟仿。这当然，又成了一种赝品，又入了一层魔障。唯大体说来，有才情的智士究竟要比笨伯们多些，无害其为昆山腔的一个黄金时代。
这时期的作家们，其作剧的勇气的锐利，也大有类于元剧初期的关汉卿们。当沈璟、汤显祖时代，作剧五大本者已为难得，璟一人而作十七剧，已算具有空前的宏伟的著作力了。然而在这时代，竟有好几个作家，乃以毕生之力写作二十剧，三十剧的。莎士比亚一生写了三十七剧的事，在我们文学史上是很少有其匹敌的。而这时李玉、朱素臣诸人，则竟亦有此种伟绩！阮大铖、吴炳们的作剧，是为了自己的娱乐，是偶然兴至的写作。而后半期的李玉、丘园、朱氏兄弟们的作剧，则似不是单纯地为自我表现的创作。昆剧过度发展的结果，需要更多的新剧本。而当易代之际，文士们落魄失志者又甚多。为迎合或供给各剧团的需要而写作着多量的剧本，这当是李、朱们努力作剧的一个解释吧。关汉卿们的剧作夥多，也正是为了这同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