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与真知之辩及对真人的以上理解，在更内在的层面上涉及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如前面所分析的，真人在认识论意义上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的存在形态，与之相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意味着肯定人的存在形态与得道、体道过程之间的联系。《庄子·大宗师》借南伯子葵与女偊之间的对话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这里的值得注意之点在于对学道与“其人”关系的确认：“其人”即处于一定存在境界的人，“非其人”意味着尚未达到这种存在形态。对庄子而言，人能否学道或把握道，以他是否具备了相应的存在形态或境界为前提。“非其人”（未具备某种存在的规定），便难以学道。质言之，人之“知”，以人之“在”为前提；唯有达到了一定的存在形态，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道。
“知”与“在”的如上关系，在鲲鹏与蜩、学鸠的视域差异中得到了更形象的阐述。在《逍遥游》中，庄子曾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鲲鹏与蜩、学鸠的不同境界。鲲鹏欲“背负青天”而“图南”，但这种宏远的志向却遭到了蜩与学鸠的嘲笑。“蜩与学鸠笑之曰：我決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由此做了如下评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不同的存在方式，往往伴随着不同的观念；蜩与学鸠的活动范围，只是蓬间树丛而已，这种存在境域，使它们无法理解飞越九万里的鲲鹏之志。庄子以“之二虫又何知”，着重指出了蜩鸠的存在境域对其“知”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