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追求永生是不可能的，那么隋唐五代时人对死后的归宿也极看重。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都盛行厚葬之风。
唐代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对厚葬之风的蔓延忧心忡忡，不断有人提出移风易俗的主张。高宗永隆二年（681年），鉴于“商贾富人，厚葬越礼”，诏令雍州长史李义玄“严加捉搦，勿使更然”[112]。但到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指出：“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会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行。”[113]这说明厚葬之风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玄宗、代宗、德宗、宪宗时屡有诏诫薄葬，但厚葬之风，久禁而不止，致使皇帝诏令也形同具文。元和三年（808年）薄葬诏下达后，“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诏命颁下，事竟不行”[114]。至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止之由。”[115]因此他建议严加禁止，但正如前代禁令一样，屡禁不止，因为直到武宗会昌年间，还下过类似的诏令，“伏以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家，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费滋多。……虽每令举察，亦怨谤随生”[116]，所以逼得朝廷只好另寻变通办法。但到晚唐懿、僖时期，朝廷带头破坏制度，终于使历代努力全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