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到的是，温柔和正直之间的关系、私人生活中的美德、在政府中以及在公共事务中保持权力和影响的、看起来很必要的坚强和欺骗——马基雅维利的问题，这是自然的。我已经在我的文集《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我希望如我所想的那样引起对现在道德理论浅薄的关注，这种道德理论回避了马基雅维利的挑战。大多数英美学者关于道德哲学的学术著作和文章有一种出自神话故事的品质，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中都缺少当代政治和过去政治的现实。可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都非常正确地认为，政府管理和权力使用中的美德与恶行总是构成了道德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者至少构成了道德的一半内容，此时我们逐渐达到了对我们生活和时代的反省。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要比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的挑战更为紧迫，因为由于外国侵略者，比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独立要独立得多的独立国家现在却处于危险之中。若强力政府不再有道德顾虑，也不清楚对暴力的道德限制，就可能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造成一种普遍或者至少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生命破坏。哲学上的混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普遍怀疑会导致绝望，其程度表现为当人们想起政治妥协和公共生活行为时，已经没有任何坚定的立场以立足。那些当权者和普通公民以及投票人可能都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关注和平、战争和政府管理的道德沉思的余地，如果这种沉思很容易被道德哲学怀疑主义所推翻的话。倘若哲学家们都没有对公共道德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话，那么人们为何还要比新闻日报想得更多更仔细呢？现在，对我来说，马基雅维利用非哲学的但却适合他那个时代的术语所提出的问题，好像是对道德哲学中更普遍问题的说明，而且尽管这一普遍性问题已被哲学化，它确实还是经常引起混乱，而且在日常政治中实际上确实导致了绝望。这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与幸福生活的不同概念不相容的，后者附属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和个体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