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阴谋的想象是卢梭与浪漫派相关性的一个偶然因素。《忏悔录》，至少是1782年出版的前六章，是缔造浪漫主义的文本。[239]正是在其中，卢梭控诉了休谟、伏尔泰、特罗尚、达朗贝尔等人的阴谋，1766年后他深陷其中，却是妄想症的心理。浪漫主义作品同样有受迫害的语境，他们控诉社会的不公，“启蒙的文明人、有德之士想有所作为，终究一事无成，于是认定历史中有恶的力量，阻挠人类的正义事业”[240]。这是对工业化问题的心理反应，属于早期现代性批判的范畴，利奥·施特劳斯将卢梭视为现代性批判的第二次浪潮，介于马基雅维利与尼采之间。[241]这是观念史的解读，对历史人物的身心关系和生存境遇顾及不足。
浪漫派虽是卢梭的信徒，却未曾注意导师的身心病痛，也无力为之遭受的不公正批判辩护。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式微，卢梭依旧受指责。1894—1906年，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排斥犹太人的狂热归咎于他的唆使；拉塞尔以为法国的传统精神是古典主义，流行的浪漫主义意味着风俗的腐化，“正是卢梭创造了虚无的语境”；吉贝尔（Gilbert）将之比作古罗马的暴君尼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像那场焚烧罗马城的大火”[242]。浪漫派的精神也在变化，歌德中年后转向古典主义，对于青年时代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弃之不顾，“生怕重新感受写作时的病态心情”[243]。对此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欧洲启蒙后的新思想运动，应对的是如何在实利社会中为独立自由的精神寻找栖居地，不是思考卢梭的病。但这不能说他们的心理差异是可以忽略的，若将卢梭思想纳入现代性批判，首先要说明个体生命意义的困境是否能等同于现代制度下的普遍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