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题
自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来，学术积累足以突破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卢梭问题的左右，重新发现卢梭的意义：生存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风格？他是启蒙的还是反启蒙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研究界在卢梭问题上为什么没有共同的话语？法国索邦大学的卢梭研究会（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诺（Tanguy L'Aminot）的领导下尽力收录各国研究，他们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义的卢梭，还是民族意义的卢梭？是现代学术化的卢梭，还是作为旧制度变革者的卢梭？
西方卢梭研究素来有英美与欧陆之分，英国人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该论断的背景是极权主义批判。罗素沿袭了伯克的观念，将法国人破坏传统的狂热归咎于卢梭，但罗素是否想过：革命派认同的为什么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法国人敬仰的难道就是卢梭，而不是卢梭的影子？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偏于道德评价，他发现《忏悔录》的作者表面坦率，内心狡诈，他抱怨病痛，是为博取同情，文辞间是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绘的那么糟。那么，卢梭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如何摆脱政治情感对研究者的不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