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道德判断的日常条件中发展而来。在反思之前，人们凭直觉认为如下观点合乎情理：即人们不能在道德上被评价，因为不是他们的过失，或由于超出他们控制的因素。这种判断与评价某物是好是坏或评价事物的状态不同。除了道德判断，后者是可以出现的，但是，当我们责备某人的行为时，我们不仅仅说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或是说他的存在是恶的：我们判断他，说他是恶的，这与说他正在做一件恶的事是不同的。这种判断仅仅接受某种类型的对象。由于不能确切解释为什么，我们感到道德评价的适当性很容易被如下发现所削弱：即被评价的行为或特征，无论其好坏，都不在个人的控制之下。在其他一些评价不变的同时，上述评价显得站不住脚。因此，由非自愿的行为、自然的力量、对环境的无知所产生的明显失控使其所作所为不受道德判断。但是我们的行动所依赖的东西在更多的情况下，超出了那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用康德的话说，不由善良意志或恶邪意志所产生。而在这一更宽的范围，外在影响通常不被认为可以使某种行为不受道德判断，无论这种判断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让我举几个例子，那就从康德头脑中那种类型的例子开始吧。在我们试图所做的事上，我们成功或失败与否，几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这一点用在诸如谋杀、利他主义、革命、为他人而做出某种利益的牺牲——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道德行为上都是正确的。已做的事和在道德上被判断的事，部分地由外在因素所决定。然而像珍宝一样的善良意志，自身就具有价值，从燃烧的楼房里救人和在试图救人时将其从十二层高的窗户抛下，两者在道德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与此相似，鲁莽驾驶和杀人在道德上是极其不同的。但是，是否是鲁莽的司机撞倒了行人，这取决于司机是否在行人刚好出现时鲁莽地闯了红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会受到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选择的限制，而且这些大部分由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决定。如果纳粹在德国从来没有掌权，那么在集中营的军官可能就会过一种平静的和对人无伤害的生活。而在阿根廷过着平静的和没有伤害的生活的人，如果因为商业原因没能在1930年离开德国的话，他可能成为一名集中营的军官。